古代的周公之礼是干什么图集(怎么做周公之礼)

古代的周公之礼是干什么图集(怎么做周公之礼)

周公是周初历史中十分重要的人物,其事迹几乎贯穿周初政局的各个方面,对后世政治更有着日益深远的影响。自春秋末年的孔子至后世儒生,无不对他推崇备至。其人其事也成为东周秦汉各家各派共同利用的对象,因此其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移世易愈加复杂多样。此前的学者们对于周公其人,或者其部分时间段,或者特定问题上形象的演变已经做过一定的探析和解读。[1]然而还缺乏对其形象演变的完整梳理与解读,笔者拟从历史事实中的周公与后世诸子及经学中的周公两方面来考察周公形象的演变过程,试图探讨其形象复杂多样的原因及其对于相关史事进程的作用,敬祈方家不吝指教。

一、相关史料的分类

考察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已经不能局限于一个层次或一个角度。经过上千年的流传,许多历史人物的形象都在不断地演变与发展。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古史辨运动中,顾颉刚先生就已指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衹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2]这一观点已经说明早期的历史人物存在着被不断演绎和丰满的过程。我们现在可以立足于前贤工作的基础做出进一步的思考,即这些后世演绎的内容彼此是否有区别,而他们在演绎过程中又怀着怎样不同的目的和想法,从而明确某一特定历史人物在不同文献、不同时期形象演变的过程和缘由。

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先生在《历史三调》一书中提及的理论颇有启发意义。他以近代的义和团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对义和团的解读可以分作三个层面,一个是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代表的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一种特殊的解读;一个是作为经历的义和团,代表的是亲历者对于过去的历史的直观感受;最后一个是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代表的是以过去为载体而对现在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解读。区分这三种方式的重点在于解释人们创造的历史与后来的人们撰述并利用的历史之间的差异。”[3]这一思路的启发意义在于其指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出于不同目的各自解读,现在的工作并不在于区分其解读的优劣与真假,而是辨析这些不同解读的表现及其原因。

同一历史人物在不同史料中其形象往往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过去多强调史料形成时间不同对此造成的影响,然而单纯的时间因素并不能很好解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近来新兴起的史料批判研究也可以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一些新思路。史料批判研究又称“史料论式”,是近年来在魏晋南北朝研究中比较盛行一种研究范式,按日本学者安部聪一郎所作定义,是“以特定的史书、文献,特别是正史的整体为对象,探求其构造、性格、执笔意图,并以此为起点试图进行史料的再解释和历史图像的再构筑。”[4]与传统史料处理方式相比,史料批判研究并不满足于确保史料真实可靠,而是在此基础上继续追问:史料是怎样形成的?史家为什么要这样书写?史料的性质又是什么?[5]

具体至周公的记载而言,近来已有学者指出西周记载中体现出来的周公的作用并不如其在后世文献中那样重要,金文中记载较少,在西周史官眼中远比不上召公,在成王亲政后地位更日渐式微。[6]但也有学者根据文献材料补充了许多周公在克商之前的事迹与谋略,更进一步地丰满了周公在周初历史中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些争议的出现正是源于所用材料的区别,因而结合上述新兴的理论和新出土的材料,笔者尝试对先秦不同类型史料中表现出的周公形象做进一步的分析,考察不同史料记述的差异及其原因。

根据记述周公相关事迹的史料各自的特点,笔者拟将相关史料分为铜器铭文、史书类文献及其他文献三类进行分析。铜器铭文有着其特定的编撰目的,其所记载的事件应是真实可靠,但是其所表现的态度则会有特定倾向性和片面性,并不同于一般的史书档案。史书类文献就现有材料可以再分为两类,一类是同时代的史书类文献,包括《尚书》中的“周初八诰”,其中《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多士》《多方》都应是周公所制诰文。[7]《逸周书》中的《世俘》《克殷》《度邑》《商誓》《皇门》,[8]这些史书类文献应当源于当时的档案记载,可以看作同时代文献。另一类则是西周中晚期至战国时期人追述西周史事的史书类文献,包括《尚书》中的《金滕》,《逸周书》中的《大开武》《小开武解》《宝典》《柔武》《酆谋》《酆保》《寤敬》《五权》数篇,[9]还有《左传》《国语》。最后一类其他文献主要包括在战国时期大量涌现的诸子书类及《礼记》中《明堂位》《文王世子》两篇。

二、青铜器铭文所见周公形象

现在所见与周公相关的青铜器并不多,从西周早期的器铭来看,述及周公的事迹主要是东征。

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的方鼎(02739):[10]

唯周公征于伐东夷,伯、薄姑咸,公归(礻隻)于周庙,戊辰,饮秦饮,公赏贝百朋,用作尊鼎。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禽簋(04041):

王伐(盖)侯,周公谋,禽,禽有振,王锡金百寽(鋝),禽用作宝彝。

这两件器物所述虽均为周初的东征,[11]但所记的东征具体是同一次还是两次,现仍有争议。单就铭文来看,方鼎所言为周公领兵征伐东夷,攻克丰伯和薄姑。禽簋则是指成王东征,周公作为辅佐重臣,协助成王,为东征出谋划策。东征的领导者看似有别,实则未必。受周公赏赐,其身份应为周公的家臣,因而他具体记述了周公东征的战果。铭文没有细说他受赏赐的原因,但是根据这种身份和战况判断,他应是在东征过程中立下战功,因而才获得了奖赏。他作器的目的也在于记载他跟随周公所享有的功绩。禽簋中,禽的身份学者多以为即是伯禽,他身为王朝之臣在跟随成王进行东征时负责祷祝,战争胜利后,他也作为有功之臣受到成王的赏赐。他和父亲周公在此时都是以王臣的身份参加东征,因此他所做的器则强调王对东征的指挥与领导,周公在此时只是为成王出谋划策的角色。类似的还有记述大保的大保簋、保卣和旅鼎之间记载的差异。大保簋(04140)和保卣(05415)称“王伐彔子”及“王令保及殷东国五侯”,以王作为东征的主持者,主要因为作器者都是召公自己,因而其强调他受到成王的指挥,建有战功,获得赏赐之事。而旅作为大保的下属,他作器时仅仅说“公大保伐反夷”,因为他直接接受的是大保的领导,也是受到大保的赏赐,故而仅提大保伐反夷。记述领导者之间的差异主要取决于作器者身份的差异,并不一定即是几次不同的战争。

除了东征以外,青铜器铭文中还可以看出周公直接负责的事还有安置殷遗民。

西周中期的史墙盘(10175)与钟(00252)均记载:“武王则令周公舍寓”,意思即是武王克殷之时,微史烈祖前来投诚,武王便命令周公为他们安排居处之地。可见在武王伐商之初,周公便负责处理前来投诚的殷遗民相关事务,在伐商之后他也顺理成章地继续负责东方事宜。经营东方与安置殷遗民这两件事可以说是相辅相成。

此外,周公还负责祭祀占卜的重任。新发现的周公庙遗址一片已发表的甲骨上写有“周公贞”,可看出周公亲自承担着占卜的任务,而多次出现的“周”“新邑”“薄姑”“唐”则表明周公与营建新邑成周,主持东方事务有关。[12]另一佐证即是传世的大祝禽鼎(01937),禽一般认为是周公之子伯禽,他也曾担任大祝一职。《周礼·春官·大祝》记载“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13]虽不能完全视为西周初年大祝的职责,但也相去不远。在当时世官世禄的情况下,伯禽继承周公在祭祀占卜方面的职责也是合理的。可见祭祀占卜是周公家族的一项传统职责。

从青铜器铭文及少数卜辞的记载可以看出的周公在当时的主要事迹即为东征、安置殷遗民和占卜三项事务。在铭文的表达上看,周公与其他重臣也并未表现出明显不同,史墙盘在追述历代周王时,仅仅因为先祖的安置由武王命周公负责而提及周公,并未将周公与武王、成王等相提并论。传世文献所见的周公的主要事迹如辅佐成王、建侯卫、营成周、制礼作乐在青铜器铭文中并没有得到体现,这主要是源于铭文体裁的限制。《礼记·祭统》记述铭文的特点为:“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14]即作器的目的主要在于显扬自己祖先的功德,称美而不称恶,侧重记述个人具体的功绩或受赏的情况。故而铜器铭文在制度、思想方面涉及较少,且铜器的发现具有偶然性。因而就铭文认为周公地位、重要性不如召公等看法,难以令人信服。相反,为数不多的提及周公的铭文都反映出了周公在周初东征、安置殷遗、占卜这些祀与戎的国之大事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也应认识到,这种重要性并未超出人臣的范畴。

三、史书类文献中的周公形象

同时代史书类文献中记载周公的事迹集中在成王继位、周公摄政这七年之中。周公为了周初政局的稳定,以百官之长的身份摄政,主掌王朝。然而同时也遭到了管叔、蔡叔的攻击,成王、召公的不信任。周公通过自己的诚意和行动,最终消弭了旁人对他的疑虑和担忧。这七年里周公主要的事迹则包括救乱、建侯卫和迁都洛邑。这些内容前辈学者多有论述,在此不赘述。[15]

值得一提的是《逸周书》中《度邑》与《皇门》两篇为我们提供的一些新的信息。

《度邑》以武王为记述中心,涉及周公内容主要为武王临终时欲将王位传于周公:

王曰:“旦,汝维朕达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今维天使予,惟二神授朕灵期,于未致予休,予近怀于朕室。汝维幼子,大有知。……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龟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建。”叔旦恐,泣涕共手。[16]

依此观之,武王与周公之间君臣长幼判然有别,武王多番以达弟,幼子相称,拳拳兄弟之情跃然纸上。临终托命盖因周公有知、勤勉所以得到武王的信任,武王希望周公可以延续祖先传下的基业。在武王眼中,周公年轻但充满了潜力,值得托付大业,对周公既有希望也有嘱托。记述的重点也在武王的嘱托上,希望继承者不要废弃先祖的基业,并未着力描绘周公。同样记载克殷至武王去世期间事迹的《克殷》《世俘》《作雒》[17]篇记述的中心均为武王,论及周公之事并不多于太公、召公等人,也并未突显周公在克殷一事有何特别的功绩。直至武王去世,周公摄政后,周公才成为这些史书类文献记载的重点。然而就这些诰命内容来看,周公摄政的七年也面临着重重困难,甚至周公本人也并未得到王室内部广泛的支持。如《尚书·大诰》就记载周公最初号召贵族东征时便遭到拒绝。同为亲族的大贵族们向周公表明自己的态度“艰大,民亦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违卜?”[18]意思就是这些东方的叛乱是王朝内部的事情,他们本着孝友的原则,不愿插手。周公对他们仍需循循善诱,恩威并施才最终劝服大家参与东征。

新出清华简中的《皇门》篇也表明即便是东征归来后,周公在王室内部仍面对着各种挑战。[19]周公在这篇诰命中痛陈时弊:

至于厥后嗣立王,乃弗肯用先王之明刑,乃维急急胥驱教于非彝。以家相厥室,弗恤王邦王家,维婾德用。以问求于王臣,弗畏不祥,不肯惠听无罪之辞,乃惟不顺是治。我王访良言于是人,斯乃非休德亦应,乃维诈诟以答……乃弇盖善夫,善夫莫达在王所,乃惟有奉疑夫,是扬是绳,是以为上。[20]

这段的意思是部分的大族重臣罔顾王家利益,只谋求自己一族一家的发展。在王朝中,这些人利用自己的权力,蒙蔽愚弄王,王向他们求问良言,他们却装作愚钝来敷衍王,不为王提供正确的意见。不仅如此,他们还排斥善人,使得王只宠信他们,他们自己也就垄断了王朝权力,使得王陷于无道之治。诰命不可能是无故所作,周公这一番斥责应当是针对当时存在的现实问题而发。可以推测当时有人巧言令色,蒙蔽成王,而周公也可能因此受到牵连,遭到王的不信任。因此周公在平定外部叛乱之后,回到王朝就着手整顿内政,对群臣提出相应的要求。

这些记述十分平实、客观,既表现了周公的勤勉无私,为周初政局的稳固立下赫赫功绩,也没有回避周公在当时面对的重重困难,甚至遭到成王、召公的不信任,周公还需通过各种努力来消弭这些误解。这一类文献中武王在位时,周公的地位并没有超越武王,而在武王去世后,周公一方面继承武王的遗志,继续东方的经营、封建侯卫,另一方面也应对着武王去世后的种种危机。所记述的主要事迹与青铜器铭文中的东征、安置殷遗民和占卜事务也相吻合。这类史料源于周初的档案文献,作为王室正统的记录,并不需要刻意的渲染,这一形象应是较为真实的周公形象。

到了后人追述的史书类文献中,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周公的事迹具有更加丰富的演绎方式。如《尚书·金滕》篇,该篇可与新出清华简《金滕》对读,应有所本,并非一些学者所认为的伪书。但该篇又非实录,应属于西周后期王朝史官依据档案改编所成的本子。[21]《金滕》描述“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22]周公被误解前后天象大异,先是雷电大风致使本应成熟大有收获的禾全部折倒,连大树都被风吹得拔根而起。待到误会冰释,风竟然将折倒的禾全部恢复,当年仍是丰收。这一天象的变化充满了神话的色彩,借上天垂象突出周公的忠诚无私,成王对周公的误会与不信任甚至遭到上天降灾,这样的内容即便不是悉数编造,也绝不是史家的真实记录,而是人为刻意的渲染。从《召诰》中可看出召公对周公的误解仍需周公亲自解释,消弭误会,到了《金滕》之时,成王对周公的误解已经不需周公亲自解释,上天自会昭示,表明周公的清白和忠心。这一记载上的变化,可以看出在西周后期史官编纂相应史书类文献时,已开始为周公增添了神话的色彩。同样可能是西周后期改编的史书类文献如《逸周书》中的《大开武》等篇也增添了许多克商以前周公的事迹,尤其是他的谋划与言论。

如在《大开武》之中:

维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密命。访于周公旦,曰:“呜呼!余夙夜维商,密不显,谁和。告岁之有秋。今余不获,其落若何?”……王拜曰:“允哉!余闻国有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十淫。非不敬,不知。今而言维格,余非废善以自塞,维明戒是祗。”

王拜曰:“格乃言。呜呼,夙夜战战,何畏非道,何恶非?是不敬,殆哉!”[23]

《小开武》中亦有类似的对话:

维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呜呼,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敬听以勤天下。”……王拜曰:“允哉!余闻在昔,训典中规,非时,罔有恪言,日正余不足。”[24]

类似内容在上述诸篇中多有出现,不烦一一征引。在这些篇目中,武王多番虚心求教,拜手、拜曰,对周公崇敬之意不言而喻。周公俨然德高望重之老臣,对武王谆谆教诲,逐一条陈治国之道。二人言谈之间,丝毫不见长兄幼弟之情谊。与上述《逸周书·度邑》篇中表现出来的周公的形象判然有别,结合其语言风格的分析,使人不得不怀疑《大开武》诸篇中所记述周公之形象乃是西周以后,春秋战国时人所补充增益。但即便如此,这些文献仅是将周公的形象描绘为德高望重、睿智多识的贤臣形象,但并未超出人臣的范畴。

同样的情况在《左传》和《国语》中也可看到。《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周公为太宰”。[25]这里仅仅说到周公并未称王,以太宰的身份摄政,辅佐成王安定天下。这一说法基本与西周初年的史料记载保持一致。[26]不仅如此,这时周公的形象明显还处于周初诸王之下,不能与文武成康并提。《国语·周语下》记载周灵王的太子晋进谏说道:“自后稷以来宁乱,及文、武、成、康而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难也如是。”[27]历数周代先王的功绩时强调的是文武成康之功,并未提及周公。《国语·鲁语上》记载鲁国展禽对于祭祀的理解:“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以武烈,去民之秽……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28]展禽同样总结了历代圣王的功绩和祭祀的原因,于周而言,禘喾、郊稷、祖文王、宗武王、报高圉、大王,完全未见周公的踪迹。而且展禽所言自黄帝以至于三代,但作为鲁国人,对于鲁国自己的祖先周公的祭祀竟没有丝毫提及,周公的光芒仍超不过周人或鲁人自己心目中有大功德的祖先如后稷、文王、武王等。而在新发现的清华简《系年》作为史书类文献,在记录周初东征时,仍说“成王伐商盖、杀飞廉”。[29]这一简单的记述中也并没有刻意强调周公的功绩,重点仍是成王。

可见史书类文献基本仍以周初的史实为依归,虽然后人追述时增添了许多周公灭商前的思想言论内容以彰显周公的贤德,但整体并没有增加过多圣人的色彩和传说。而所增加的言论可能即发生于将档案文书改编为贵族教育的材料时,其目的既是为了教育贵族子弟,自然会借真实历史中的模范人物表达其相应的思想,增强教育的说服力。也正由于其改编自档案文书,因此在基本的史事内容上不会做出过多的改动。因此这一类文献中表现出的周公形象较铜器铭文自然丰满许多,却仍是作为一个贤臣的模范,不论是同时代的还是后人追述的,其形象都还未与历代先王相提并论。

四、子书类文献所见周公的形象

然而到自春秋晚期开始,诸子书等各类文献大量出现,周公的形象也随之变得日益多样化。春秋晚期的孔子十分推崇周公,但是他并没有为周公的形象增添过多的内容,《论语》中涉及周公的不过寥寥三条: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30]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31]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32]

孔子对周公充满了敬仰与推崇,认为他才德兼备,乃人臣之杰出代表,是自己效法的对象。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对周公与对待心中的圣人如尧舜等仍不一样,周公是仁人君子,却不是圣人。孔子生前从未想过自成圣人,其所追求的至高境界不外乎仁人君子,因而他以周公为自己效仿的典范,不仅因为周公是鲁国的始祖,也因为周公的才德还可学习模仿,他自己也可以成为周公那样的治国能臣。[33]周公在孔子的心目中,排除了鲁国的亲情因素外,未必比同为能臣的伊尹超出多少,远逊于尧、舜、禹、汤、文、武。

稍晚于此的墨子对周公便没有那样推崇,《墨子·非儒》中假借孔子之名说道:“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为舍其家室而托寓也?”[34]意思即是周公不仁,不然也不会推辞王位,避居东方。[35]

战国时期开始,周公的形象更随着各学派间的争鸣变得愈发细化,诸子对于周公形象的利用与塑造则更为普遍。在儒家方面,孟子便开始推崇周公为圣人,并与文王、武王并提。

(陈贾)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圣人也。”[36]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37]

孟子将周公、伊尹、伯夷等都归入了圣人范围内,而且将伐奄诛飞廉的功绩也归之于周公相武王。成王的功绩在此时悄然消失,周公成了继承文武大业,思兼三王的圣人。这样的改变无疑源于孟子对当时情况和圣人的新的理解。在孟子看来,当时已是没有圣人的时代,因此才更需要提倡圣人。[38]将周公、伊尹等人的圣人化正符合孟子对圣人的提倡和渴求,这时的圣人不再要求是一国之君,需要治理天下,更侧重于道德上的诉求,只要行圣人之道,可堪为百世之师者,即可称为圣人。周公在他看来代表着周初的有道之治,自然可以成为百世之师,可称为圣人。

到了《荀子》中,周公事迹的重点则在于顺应时势,履天子之位: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周公无天下矣;乡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埶次序节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39]

荀子以为周公亲自践天子之位,称王而能听天下之断,兼制天下,巩固了周初的统治。这样君臣易位并非擅夺天下,而是顺应时势。周公的天子之位并非天所给予,而是天下大势所趋,人心归向所自然形成。成王年少不可以当天子这一重任,周公自然需要担起这份责任,在成王成人可以治理国事时,周公又将王位还给成王,这样的行为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因此称为大儒之功。周公摄政这一事件在这里只是一个背景,荀子重点要突出的还是他所强调的“势”,在他看来势是成为天子的重要条件,周公履天子之位则为这一说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40]

《韩非子》中同样利用了周公假为天子的材料。

《韩非子·难二》:“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成王壮,授之以政,非为天下计也,为其职也。夫不夺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雠,背死君而事其雠者,必不难夺子而行天下,不难夺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难夺其君国矣。”[41]

《韩非子·说林上》:“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42]

韩非子也取周公代为天子七年,并将攻克商、奄的功绩尽数归于周公,未提及成王伐商奄一事。其目的则在于为他所提出可为“霸王之佐”的良臣。他强调周公践天子位七年又还政成王,是为了突出其作为良臣典范,不夺子而行天下,不抢夺成王之位还能安然治理天下。这样的臣子不论遇到怎样的君主都可以安邦定国,然而这种臣子也是极为少见的,绝大部分的臣子并不是如周公这样的贤臣,因而还需依赖君主的使人之能,仍是为他提出的君主“使人不佚”的理论服务。同样是周公摄政的事件,但是服务的主旨并不尽相同。

这些基本都是对周公摄政平乱持肯定意见的看法,虽然他们征引史事所服务的目的各不相同,但对周公都是推崇与敬仰的态度,对其形象的发展也是做出正面的增益。

然而在另一些学派看来,同样以周公为圣人,其评价却完全持相反态度。

在杨朱看来周公这样的圣人是天人之危惧者。

杨朱曰:“武王既终,成王幼弱,周公摄天子之政。邵公不悦,四国流言。居东三年,诛兄放弟,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危惧者也……凡彼四圣者,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名者,固非实之所取也。虽称之弗知,虽赏之不知,与株块无以异矣。”[43]

周公在杨朱看来却是只有通过诛杀兄长,流放弟弟才苟全自己的性命,终日忧心忡忡,是天下最担惊受怕的一个人,终生没有一日欢娱。百世流芳之名反而伤生害性,背离了人的本性。杨朱所求乃生之所乐,不为毁誉所束缚而充分保全自然所赋予的真性,这点来看周公所为正是其批判的对象。

庄子后学所著《盗跖》篇中同样以周公诛兄的行为作为批判对象,“王季为适,周公杀兄,长幼有序乎?儒者伪辞,墨子兼爱,五纪六位,将有别乎?”[44]杨朱以为周公杀兄这一行为本身便违背了儒家所推崇的伦理道德,因此人应该顺随自然,不要为了名利伦理等做出刻意的举动,从而服务于他们推崇的“无为而至于无不为”的理论。[45]

同时更多的文献提及周公时,仅仅以周公名义阐述自己理论,如:

《吕氏春秋·观世》:

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与处,累我者也;与我齐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惟贤者必与贤于己者处。贤者之可得与处也,礼之也。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46]

《商君书·赏刑》

昔者周公旦杀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众皆曰:“亲昆弟有过不违,而况疏远乎?”故天下知用刀锯于周庭,而海内治。故曰:“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47]

无论周公是否曾持有过这样的观点,说过这样的内容,只要冠以“周公曰”三个字,他们便将自己的立论抬到了真理的高度。这些文献中,周公作为人的形象逐渐淡去,更为强烈的是其作为圣人、道德的符号形象。

也正是因此,周公在《礼记》中则成了礼乐制度的创始人,如《礼记·明堂位》:

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48]

周公会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布度量的事迹在这里得到十分详尽的描绘。《逸周书·明堂》篇也有类似的记载。这些内容应是战国时人对西周制度的构拟,借周公言事目的在于强调这种制度的合理性。

在这些或肯定或否定的评价中,诸子都没有歪曲作为事件的周公摄政平乱、才德过人这一基本史实,可以看出这一内容应是当时诸子的共识,也是讨论的共同前提。他们即使否定,针对的也并非周公本人的德性和才干,而是抽象的这些德性存在的价值,周公在这里甚至成为伦理道德的符号以承载他们对传统伦理的批判。可以说周公其人逐渐被符号化,其名称所指代的不再仅仅是作为事件的周公,而是圣人与传统伦理道德、周初盛世的代表,诸子在指称周公时往往在乎的并不是其人其事,而是他背后这些含义。

结 语

以上对周公在先秦时期不同类型文献中的形象进行了梳理,下面可将本文论述要点归纳如下:

其一、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铭文和较为可靠的文献来看,作为事件的周公形象主要集中于摄政辅佐成王、平定及经营东方、封建诸侯、整顿内政四个方面。其在周初至春秋地位都没有超过臣子的地位,并未与后稷、文、武等并提,仅是作为人臣典范而已。

其二、从春秋末、战国初开始,周公被提升至圣人的地位,并常常与禹汤文武并提,后来不仅仅是圣人,也成了一代圣王的形象。这一基于历史事件的不断发挥使得周公成为战国诸子共同利用的话题,他们纷纷借事件周公中的某一点或片段来阐发自己的理论,借以宣扬自己的主张。

其三、与此同时,周公被逐渐符号化,成为一个代表周初王道、传统伦理道德的符号,诸子在征引周公事件或言论时往往仅需其名便已足够。这也使得越往后的文献中可以看到越多的,记述越为详细的周公所说的不同言论。

其四,汉儒及后世儒家对于周公形象的不断发挥与增益基本与战国对周公的神化一脉相承,只是基于自己不同的目的和服务对象会在不同方面增添更多的内容,进一步充实着周公作为圣人的形象,从而导致了后世对传统文献的不同解读与许多争议,这种争议往往并不源于文献本身,而是后来人既有的观念和试图阐发的理想。

作者简介:郭晨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导师为朱凤瀚教授

[1]钱穆:《周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与〈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0页;顾颉刚:《周公执政称王——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二》,《文史》第23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页;杨朝明:《周公事迹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何晋:《〈史记〉中的周公演义——以周公故事为中心的研究》,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编:《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109页。

[2]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6页。

[3] [美]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2-4页。

[4]佐川英治、 阿部幸信、安部聪一郎、户川贵行:《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新动向》,《中国中古史研究》编委会编:《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1卷,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8页。

[5]孙正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文史哲》,2016年第1期,第22页。

[6]夏含夷:《周公居东新说——兼论〈召诰〉、〈君奭〉著作背景和意旨》,陕西历史博物馆编:《第二次西周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后收入夏含夷:《古史异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319页。

[7]杜勇:《〈尚书〉周初八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0-91页。

[8]张怀通:《〈逸周书〉新研》,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77-378页。

[9]张怀通:《〈逸周书〉新研》,第380-382页。

[10]本文所用金文资料,若不加特别说明,皆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版。一般在器名之后加括号标注序号。为行文方便,下引古文字资料无特殊情况均采用宽式隶定。

[11]这两件器学者基本认为为成王时器。参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19、27-29页;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216-217页。

[12] 《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2005年中国考古重要发现》,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63-69页;徐天进:《周公庙遗址的考古所获及所思》,《文物》,2006年第8期,第59页。

[13]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正义》卷二五《春官·大祝》,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2009年版,第1746页。

[14]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四九《祭统》,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2009年版,第3486页。

[15]这些事迹前辈学者已有较多论述,参见王玉哲:《周公旦的当政及其东征考》,《古史集林》,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41-356页;杜正胜:《尚书中的周公》,《周代城邦》,联经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219页;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182页;杨朝明:《周公事迹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157页。

[16]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五《度邑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74-479页。

[17] 《作雒》篇虽为春秋后期的篇章,但是其内容能够得到青铜器铭文的印证,记载较为可靠,应依据一定的原始资料。参见张怀通:《〈逸周书〉新研》,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78页。

[18]伪孔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一三《大诰》,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2009年版,198页。

[19]该篇与传世《逸周书》中的篇章可对读。朱凤瀚先生指出两者可能皆本于同一个原本,即西周时期成文的诰命(史官所作周公之诰命的记录),其所述西周初年的史实应是较为可考的发布年代应在周公东征归来之后到七年致政成王前的几年,即《尚书大传》所言周公摄政之“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这四年其间的事。参见朱凤瀚:《读清华简〈皇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简研究》第一辑,中西书局2012 年版,第202页。

[20]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64页。

[21]参见朱凤瀚:《读清华楚简〈金滕〉兼论相关问题》,“简帛·经典·古史”国际论坛论文,香港浸会大学,2011 年 11 月。后收入陈致主编:《简帛·经典·古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22]伪孔传, (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一三《金滕》,第419页。

[23]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三《大开武》,第258-261、270页。

[24]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三《小开武》,第272-276页。

[25]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四《定公四年》,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2009年版,第4635-4637页。

[26]周公在周初摄政而未称王之说,参见朱凤瀚:《〈召诰〉、〈洛诰〉、何尊与成周》,《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2-14页。

[27]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三《周语下》,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0页。

[28]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四《鲁语上》,第158-161页。

[29]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41页。《系年》的年代一般被认为在战国中晚期。

[30] (汉) 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述而》,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2009年版,第5390页。

[31] (汉)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八《泰伯》,第5401页。

[32] (汉)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一八《微子》,第5497页。

[33]孔子眼中的圣人,参见李零:《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8-113、166-190页。

[34]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九《非儒下》,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05页。

[35]这一类似的主旨在《尸子》中也有表现,《三国志》裴注“周公反政,《尸子》以为孔子非之,以为周公不圣,不为兆民也。”同样是避居东方,后致政成王之事,在此时便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成了诈伪的行为。

[36] (东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四《公孙丑下》,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2009年版,第2698页。

[37] (东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八《离娄下》,第5932页。

[38]参见李零:《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第123页。

[39]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四《儒效》,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4-116页。

[40]有学者据此认为荀子提出周公称王的说法最先由荀子提出,但是“履天子之籍”之意并不能笃定为称王。笔者倾向于仅摄政主持国事,暂代天子的事务的理解。

[41] (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一五《难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65页。

[42] (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七《说林上》,第180页。

[43]杨伯峻:《列子集释》卷七《杨朱篇》,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44页。

[44] (清)王先谦:《庄子集解》卷八《盗跖》,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20页。

[45] 《盗跖》篇的思想,参见晁福林:《从〈盗跖〉篇看庄子后学的“无为”思想》,《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59-62页。

[46]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一六《观世》,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00页。

[47]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卷四《赏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4页。

[48]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一《明堂位》,第3224-3225页。

原文载《史学集刊》

文章最后更新时间:2022-06-06,由管理员负责审核发布,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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